袁羽包好最后一束康乃馨，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早上两点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吃中午饭呢。”她将一张八开的白纸一角用手一折，拿过一把康乃馨，将原本整齐的花枝向下拉了几枝，双手一攥一卷，然后贴上透明胶带，一束只露出或红色或粉色花头的康乃馨便包装完毕，所有的动作都在眨眼工夫完成。
袁羽告诉我们，纸折一下包出来花束整齐好看，花枝下拉可以防止花蕾挤压折断，包装好的康乃馨要装在纸箱里，同时放几个装水冻成冰的饮料瓶，这样才能保证花到目的地仍然鲜活。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原来包含了不少奥秘。
袁羽只是云南昆明市斗南市场内500多家花卉公司、店铺中的卖花人之一。而卖花也仅仅是云南省整个鲜切花产业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如果你的家中摆放着鲜花，有五成机会这花就是来自昆明。因为，在中国各地销售的鲜花中，有一半是来自昆明斗南花卉市场。
在这里，“每天的交易量都有五六百万枝。” 云南省花卉产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和葵说，对有关云南花卉的数字他比对自己口袋里装的钱更清楚。
“开始完全是农民自发种植，到了2004年产量已经有33亿枝，产值50个亿啊。”和葵说。
2004年云南省花卉生产面积达到20多万亩，
7万多花农增加收入1.5亿元。花卉生产基地也由省会昆明市逐步向玉溪、曲靖、红河、大理、丽江等地延伸。中国向世界出口的鲜切花一半来自云南，而掌握了中国国内鲜切花半壁江山的斗南花卉市场更主导着全国鲜切花的批发价格。
中国人莳花弄草的历史也有几千年了，但大规模种植鲜切花卉却是最近的事。地处滇池边的斗南村原来是昆明市的蔬菜生产基地，从1980年代末开始种植鲜切花，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出口基地，也就十几年的历史。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云南师范大学吴宝璋教授说，吴教授不是无凭论断，他手上有一张抗日战争时期援华美军医生德里斯克尔·查尔斯（Dr. Charles
D·Drisscoll）1943年前后拍摄的昆明街头鲜花交易的照片。研究历史的吴教授顺口吟诵了明朝杨慎充军云南时写的诗句：“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这说明云南的自然条件有利于花卉生长。”他向我解释，“春城风物近元宵，柳桠帘栊花覆桥。”
吴教授称杨慎的这两句诗是他考证发现最早称昆明为“春城”的文献，他认为，照片和前人的诗句，可以证明昆明人爱花、养花的历史久远。“主要还是自然条件好。”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所长熊丽研究员，从自然环境方面解释昆明鲜切花产业迅速崛起的原因。
早晨7点50分，在冰冷的细雨中，我们来到昆明郊区晋宁县堡孜乡的一个种花大棚里。曹有福左手上戴着厚厚的皮手套，右手拿着园艺剪刀一揽一剪，很快他手里便是一捧带着长长枝条的玫瑰。剪下来的玫瑰被小心地放到地上铺的塑料袋上面，生怕沾了泥土。他们剪切下来的每枝玫瑰花蕾上都套着塑料丝网套，“要是沾了土，就卖不上价钱。”
武社仙告诉我。 每天早上8点左右曹有福和武社仙就开始采摘玫瑰，他们家的三个大棚一般一天要采摘一两个小时才采完。
不同于传统庭院和盆栽花卉，鲜切花是将植物的花枝或茎叶剪下来，然后瓶插水养或制作花束、花篮等观赏用品，不仅对花卉的色彩、形状、姿态或气味有特定的要求，最主要的是要求切花在离开母体后一定时间内必须仍然保“鲜”。
为保鲜和达到最长的水养时间，鲜花一般是在半开的成蕾期清晨或傍晚进行剪切，这个时候植物代谢慢、失水少，挺拔新鲜；剪切下来的花枝一般要入水，并且保存在凉爽环境中。11月底且下雨的早晨寒气逼人，曹有福夫妇将剪下的玫瑰堆放在屋子地下，根本不用采取降温措施。
堆在地上的玫瑰花有三种深浅不同的颜色，武
社仙告诉我，它们的品种分别是“艳粉”，“超级”和“黑玫瑰”。
不过花朵尽管美丽，种花卖花却是个辛苦的行当。曹有福抱怨：“我们已经种了三年啦，到现在投资还没有收回来。”他说，4亩地投资了4万元，还不算三个人的人工。除了成本高回收慢之外，花农还要面对其他的风险。曹家夫妇前几天还在斗南花卉市场被骗了六七百元钱的花。他们晚上将客户指定的花送上门，天亮后去拿钱房东说人已经走了。武社仙有点无奈地说：“没有办法啊。”但最让花农苦恼的，还是花卉的价格波动。武社仙摇着头：“大前天晚上1扎（20枝）艳粉卖10元，超级20元，前天晚上艳粉只卖了5元，超级11元。”曹有福在一旁插话：
“前年花价还低到1扎玫瑰卖5角钱呢，主要是因为花运不出去。”最后他们挣的“连套子钱都不够。”
2004年，云南花卉产业十几年来首次遭遇
“烂市”，价格降到历史最低点，7月份康乃馨均价为5分1枝，玫瑰均价为9分1枝；10枝1扎的百合售价只有10元多，而1扎百合的种球成本就要30元，还不算投工、投劳、大棚、农药的费用。
这年花价崩盘的主要原因是“运不出去”。斗南花卉市场发往国内外的鲜花每天都有100吨左右靠航空运输，花卉本身的生产成本并不算高，但航空运费太高、运力不均衡却令所有经销商头疼。昆明到日本5小时每公斤花卉运价3美元左右，而荷兰到日本10小时运费却只有1.2美元左右；同样的百合花，台湾出口到日本、加拿大每公斤价约人民币10元，而云南的则高达30元。而到了每年的春节前后和七八九三个月，因为客运高峰和野山菌出口旺季，鲜花往往不能按时出滇。2005年春节和情人节遇到一起了，本来是花价最高的时节，但是出现了鲜花在昆明机场等三天才出去，外地一枝玫瑰几十元买不到，昆明1
扎5角都没有人要，“有一个企业一周就赔了100万，”和葵说，“好在运价逐渐趋于合理。”原来的航运价格平均1公斤5元，现在基本可以保持在2元左右，这个价格还比较合适。
另一个让花价波动的变数是花卉的产销制度。云南花卉产业是农民从“责任田”上发展起来的，种花的农民原来大多数种菜，而他们卖花也像卖菜一样挑着担子上市场，这种自产自销的的生产经营方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极差。而盛行的“公司＋农户”也有问题，“比如年初定的合同公司收购价是8角，到了收购时，如果市场价是5角，那么就会出现农民把别人的花也拿来往公司送；如果市场价是1元，农民就会想方设法给公司少交。”这样的行为自然让公司方蒙受不少损失。
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公司对花农在价格上予取予求，造成让花农生计陷入困境。前
几年，通海县十街村的农民通过“公司＋农户”模式种植玫瑰，不久后却发现公司种苗供价高，而在鲜切花收购时压价压级。在5亩地上种了六个品种玫瑰的李学云说：“2003年好品种能卖十七八元，可是公司只给我们一元。”不过李学云家去年的利润还不错。他建了三个钢架大棚，每个棚连花苗需要6万元，比曹有福家的竹架大棚投资高了许多。但是从前年8月到去年10月，他的花平均一枝卖到1元多，这个价不仅因为他种的是高档花，更主要因为他是玫瑰合作社的成员。
通海县十街村玫瑰合作社是一个农民自发的玫瑰生产营销组织。2004年7月42户花农联合成立玫瑰合作社，以“联庆花卉”品牌将社员生产的花卉统一送到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进行拍卖。李学云说：“去年合作社统一卖到七八元。”花价上去了，花农的利益有了基本保障，合作社的成员也增加到了112户。
合作社的产销型态之所以能够顺利推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拍卖制度。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的张力认为，花卉通过拍卖进行交易，对于各方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拍卖其实是一个交易中介，拍卖公司将零散的货源集中在一起，通过统一的标准整合以后，可以满足买方对大批次、质量稳定货源的要求；同时由于拍卖公司了解国内外市场的即时价格，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对价格进行主动控制，适当制定最低保护价，可以合理地保护卖方的利益。这样，拍卖就可以使花卉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产品价格波动较小，而且平均价格都高于花农直接交易。
那些大男人的怀里，小心翼翼的样子看上去比抱了小孩都经心。几个姑娘分别在包装间的不同区域进行分拣、剪切、包装、贴商标，送花者自己在一个本上记上花的品种数量，谁送了多少也就是收入多少大家一看帐本就知道。
在十街玫瑰合作社的大门口贴了一张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的证明，上面记录2004年8月开始供货到2005年9月，“联庆花卉”在拍卖中心拍出玫瑰168万多枝，金额153万多元，平均1枝价9角多，成交金额和均价分别居第二和第一。“联庆花卉”的花在拍卖中心是免检的，上不了等级的花农民自己不送，大家都知道标准。“原来农民不理解牛奶倒进大海的道理，现在他们接受了，”张力说，“今年六到八月我们每天都有几万枝花销毁，价低的质差的，花农自己打电话要求销毁。原来是能卖一分钱也卖了，现在明白损失了一分钱可能保住了五分钱。”
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的质检师杨艳和同事中午12点就开始上班了，从各地运送来的花卉已经被分别包成10枝或20枝1扎，全部插进装了水的花桶里，排列在台车上等待检验。
质检师的工作台面上都镶有一条标尺，所有被检验的花卉，首先都要拿来量一量长度。
长度对于花卉的新鲜程度有关键作用，花卉在不断转运过程中，几乎每过一手都会被剪切掉一部分枝条，而过短的花枝会造成花朵脱水枯萎，所以玫瑰、康乃馨、百合花、非洲菊的一级品一般要求花枝都在80厘米以上。对花的成熟度、花茎、花苞数不同等级都有相应的要求，而且各地对花的品质要求也不太相同。日本喜欢花蕾小、颜色浅淡的，俄罗斯喜欢花蕾大、颜色浓艳的；北京对质量要求高，杭州要求就不太严格。
一般来说，上等花都要达到花色纯正、鲜艳、新鲜有光泽，花形完整、花朵饱满，成熟度适中；花枝挺直、粗细均匀、长度一致；叶色鲜绿，叶面清洁、叶片排列整齐等。
各类花卉按标准通过检验之后，有关数据录入电脑，然后由组货员进行组货，根据品类和等级，分别进入待拍区，等到晚上9点开始拍卖。
饶忠华晚上8点半就到了拍卖中心的货场，一列列台车上装满了等待拍卖的各种鲜花，他打着手电筒穿行在花车之间，不时停下来用手电照着仔细地看看花。饶忠华是一家花卉公司的业务员，他每天晚上都来参加拍卖，在拍卖开始前半小时，他都要把台车上准备拍卖的花卉先看一看，以便在竞买时心里有数。看完花以后，饶忠华来到拍卖中心二楼，在财务窗口给自己的交易卡充值，然后到拍卖大厅找了一个座位，将交易卡插进卡口等待拍卖开始。
9点整拍卖准时开始。墙上的两个电子大钟不停地旋转闪烁，显示着价格的变化，边上的显示栏不停地变换花卉种类、名称、等级以及供货商姓名等。左右两边的拍卖师席上分别坐着拍卖师和助理，控制着两个电子大钟，分别拍卖A、B级和C、D、E、X级的花卉。两个大钟下一列列装满鲜花的台车依次进出，拍卖师不停地报名称、价格，并且不时插进简短点评。
竞拍席上的饶忠华眼盯着前面飞速旋转的大钟，耳朵紧贴桌上的听筒，拍卖师的声音此起彼伏地从听筒传出，饶忠华不时谨慎而又果断地按下桌上的按键。谨慎是因为必须看清楚是否拍的是自己想要的品种，因为一按键就意味着成交，卡上的钱随即会划走；此外，还要看清楚是不是合理的价格；果断是看到适当的价格时必须下手快，稍有迟疑可能被别人拿走了。
“我们当然要尽量引导高价成交。”拍卖师沈俨说，由于花卉交易量大、要快速流通，采用的是由高到低的降价式竞拍。拍卖师在拍卖前要根据前一天的拍价，参照当天世界各地市场价格以及航班动态、天气因素确定本日的起拍价，在拍卖过程中根据需求及时调整各个批次的价格。“比如玛利亚第一批是2.45元1枝，最后一批就调到3.6元了。”沈俨说价格就这样随时变化。
晚10点多拍卖交易结束，我翻阅了客户经理李班的工作日志，上面记载当天拍卖中心的花卉总供货量为26万多枝，成交金额15万多元；而一个月前的10月19日花卉总供货量将近37
万枝，成交金额却只有8万多元。李班告诉我：“冬天天气冷，产量小，花价上来了。”
相对于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拍卖中心的交易量还很小，主要原因是多数花卉品质不高，很难达到稳定标准。这个问题最大的原因是科技支持不够，没有足够的新品种。
目前，在云南种植的花卉当中，最为红火的当属“玛利亚”。情人节时“玛利亚”在日本、俄罗斯以及香港地区大受追捧，一枝售价达到人民币80多元，那是2005年的价格。今年的情人节，在国内多数市场上，依然不会有“玛利亚”的踪影，即使在北京的花卉市场，也只有少量C级品，因为A、B级的全部出口了。
“这就是‘玛利亚’。”张力笑着指了指他桌上的花瓶，花瓶里插了几枝粉色玫瑰，颜色淡雅清爽，似乎一股脱俗而超凡的魅力扑面而来。张力告诉我们，“玛利亚”是一种会变色的玫瑰，是一个由自然变异而培育出来的新品种；“玛利亚”从品种选育到推向市场只用了一个冬天。
人戏称云南花卉产业为外国花卉品种的“复印机”。这是因为云南的鲜切花全是引进品种，每年进口花卉种苗、种籽需300万元人民币，引进种球需近亿元人民币。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目的，欧洲的花卉品种更新速度现在已经由五年提高到三年，许多新品种，花大价钱也买不到。
云南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拥有2500多种野生花卉，不仅是世界观赏植物宝贵的种质基因库，也是云南发展花卉产业的资源保障。但是，目前云南花卉产业主要依靠气候优势，并没有品种优势。而花卉的品种，最直接决定着花卉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知识产权和专利方面的原因，云南花卉在出口方面，也经常面临对方要求补交专利费等方面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在制约着这个花卉产业大省的发展前途。
云南省农科院副院长唐开学说：“花卉产业的制高点是育种技术。”但云南的花卉科研却非常薄弱，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科技人员过去都是搞蔬菜研究的，搞花卉育种研究不到十年时间。有人断言，云南全省真正懂种植鲜花的科技人员只有两三个人，达到荷兰花卉专业人员的人才基本没有。唐开学说：“花卉不同于粮食作物，有一两个品种就行了，花卉要的就是‘花’，要品种多样。”花卉研究所虽然已经培育出三个非洲菊、四个香石竹新品种，但是与国际上众多有知识产权的花卉品种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呈贡县斗南村后面的农田，被一个挨一个的塑料大棚覆盖着，有的种蔬菜有的种花卉。
在一片大棚的深处，三座连在一起的棚看上去比别的棚高了一些，而且大冬天的上面还覆了一张黑色的遮阳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两排门对门的简易房。“这里面住了12户，我们全是炒花的。”顾海东坐在简易沙发上侃侃而谈，坐在床上打毛衣的妻子徐颖不时插话。他们夫妻俩都是贵州毕节市人，顾海东曾经上过医学中专，“差一个月就毕业考试，他跑到深圳了”。徐颖说。“炒花自由啊，那边一个月三千来块，气候不好。炒花夏天生意差一扎赚一两毛钱，冬天好一
点赚一块钱。”
25岁的顾海东提起生意是哈哈一乐，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没有什么难的，也就这边买进那边卖出，一晚上倒几次手，价格一会涨一会跌，谁也说不中，有时候弄不好也赔。”他告诉我们头天晚上他赚了300多元。顾海东说每天晚上像他们一样在市场里炒花的有七八千人。